马怀德持认为，宪法未修改的情况下，可以通过人大常委会决定进行试点，但是，制定《监察法》，建立国家监察体系则必须以宪法修改为前提。
反腐败工作的效率目标只是初阶的，终极价值在于追求公平正义。国家监察委员会是国家反腐败机构，制定国家监察法的实质是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。
腐败破坏法治秩序、削弱法律权威，反腐败与法治建设的长期目标、根本目标是一致的。针对严峻的反腐败形势，我们选择猛药去疴壮士断腕，根本目标在于维持党和国家肌体的长期健康。监察委员会的制度设计应当尊重权力运行的逻辑及其规律，尊重权力配置的基本原理，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的效果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能够化解反腐败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些争议。腐败侵蚀执政基石，与国家发展的目标、党执政的使命相悖。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要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，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，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。一切公权力都应该为公共利益服务而不能只为特定人物服务。因此，应当对人工智能进行适度有效的规制，及时立、改、废相关法律制度。
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在2016WISE大会上表示，未来十年，世界上50%的工作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代。不久前，DeepMind公布了AlphaGo的最新升级版本AlphaGo Zero，并在《自然》杂志上对其使用的相应技术做出详解。第三，明确人工智能致损的责任分担机制。在索赔方式上，使有者、受害者可以直接找开发者索赔，也可以找销售者索赔。
刘权，法学博士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。而且，由于人工智能导致的就业停滞和生产力提升，可能导致财富向更加少数人集中，从而也可能引发新的资本不平等。
当开发者、生产者由于破产等因素无法、无力担责时，受损者可能无法得到赔偿、补偿。技术中立不代表可以脱离法治 科技需要在法律的轨道下发展，技术中立并不表明技术可以脱离法治。但对人工智能的诸多担忧并非杞人忧天，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规范，人工智能不仅不可能成为人类的福音，反而还可能成为人类的丧钟。进入专题： 人工智能 法律规制 。
相反，应当积极运用法律，对人工智能进行适度有效的规制。对人工智能担忧并非杞人忧天 由此可见，对人工智能的出现存在隐忧，是有一定道理的。Google、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不少国内外大型互联网企业，都在加大资金与人才投入，试图抢先占领人工智能技术的高地。第四，人工智能可能失控，成为后人类的敌人。
在国家层面，很多政府也纷纷出台政策支持人工智能的发展。此外，应当逐步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产品保险制度。
开发者与使用者可能基于不正当目的开发、使用人工智能，从而可能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，例如一些极端恐怖组织可能滥开发、滥利用人工智能。如果开发者在设计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，导致损害发生，则应由开发者承担责任。
首先，人工智能可能引发大量技术性失业。开发者可能存在种族偏见、性别歧视、特定疾病歧视，基于此而开发出来的人工智能就可能存在算法歧视，从而造成新的不平等。而且，目前人工智能已经具有深度学习能力，会不断演化进步。DeepMind称：AlphaGo Zero与AlphaGo最大的不同是做到了真正的自我学习，经过3天的训练，就以100：0的战绩完胜前代AlphaGo。如2014年欧盟发布了《欧盟机器人研发计划》，2016年美国发布了《国家人工智能发展与研究战略计划》，2017年法国发布了《人工智能战略》。我国国务院在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中提出，建立人工智能法律法规、伦理规范和政策体系，形成人工智能安全评估和管控能力。
第三，人工智能可能导致责任空白。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人工智能产品进货检查验收制度，验明人工智能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，禁止销售不合格的人工智能产品，不得伪造或者冒用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。
曾与AlphaGo有过交战的柯洁也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，柯洁表示，对于AlphaGo的自我进步来讲……人类太多余了。禁止基于不正当目的，开发人工智能。
然而，也不能因噎废食，由于人工智能可能存在隐患，就全面禁止或不当限制其发展。确实，人工智能如果运用不当，的确可能产生很多问题。
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·霍金警告说，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意味着人类的灭亡，由于受到缓慢的生物演化的限制，人类不能与之竞争，最终将会被代替。准确的数据可能无法预测，但人工智能必然会使很多职业消失，可能导致就业停滞，从而可能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性因素。我国政府也于今年7月发布了《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》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变革，但又面临较多的难题。
其二，监察机关不得介入权力机关职权的核心领域。这才是根本性问题，也是解决当下中国的改革、发展与制度变迁的基础。
前段时间，郝铁川教授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训政的理念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与训政有一定的类似，称中国处于新训政时期，带有一定的以党治国的特征。其三，监察机关应尊重人民代表之民意代表身份。
检察机关面对各种改革，其理论研究似乎从来是热闹但不深刻，过去的检察理论对检察制度的定位绝大多数是不准确的。区别人治与法治的一个标准，在我国实践中最简单的就是以管不管得住一把手为标准，管得住一把手的是法治，管不住一把手的是人治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围绕着规范-解释展开的理论，是极具价值并且十分必要的。所以，监察权究竟是基于何种逻辑推演而出？又如何与权力划分理论进行协调？学者们在描述行政权的时候，总是试图调和民主制与集权制的逻辑，监察权的属性可否推及于此？ 在已经成熟的三种行使权力的机构之外架设国家监察机构，必须要从民主形式上进行整体考量，重新加以设计。本文就是回到更为宏观的层面，把监察体制改革视作一项宪法工程，对其进行宪法设计。那么上述理论是否要做一个修正，即不许监督开会期间的人大代表？ 第二，自治制度的问题。
笔者做了个数据，中国大约有8000多万财政供养人员。（二）监察机关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 就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来说，将监察委员会置于人大制度之下，它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主要表现有二：一是基于民主集中制而形成的监察委员会与同级人大的关系。
如若大修，主要制度框架和原则需在宪法中加以明确。现在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就意味着相关的司法制度都要重新设计，与检察制度相关联的审判权、侦查权的问题也要重新设计。
第二个制度模板是孙中山的监察院制度，在五权宪法的制度架构下，设置监察院承担监督职能。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给司法体制改革带来的问题还有：司法改革本身即有改革的碎片化问题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后现有司法体制改革可能难以为继，出现了制度客观效果与制度初衷相背离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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